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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晚清科学小说为何先天不足 嘉宾新著先睹㉙
发布机构: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 发布时间:2019-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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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西风东渐,回看了晚清同光年间铁路为何争论了20余年才得以建造。今刊发北京大学博雅教授陈平原的新著《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本书是作者在晚清画报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通过各自独立但又内在关联的十篇文章,将近代启蒙、新知传播、传教士、女学、科幻小说等诸多内容配以三百多幅图片以生动再现晚清画报缤纷面目。尤其对图文叙事有新的探索与发现。本篇摘编香港版前言和第三章《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责编卫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8年10月,定价88元

  1895年8月29日的《申报》上,刊出了社论《论画报可以启蒙》。此文关于画报意义的论述,在晚清很有代表性。概括起来,不外以下两点:一是图像可以深化书籍,一是画报便于读者接纳。BD高清 蓝光 敢死队2 发我下或者告诉我在线看的地址。“古人之为学也,必左图而右史。诚以学也者,不博览古今之书籍,不足以扩一己之才识;不详考古今之图画,不足以证书籍之精详。书与画,固相须而成,不能偏废者也。”这一点,宋人郑樵早已有言在先,近人鲁迅也有相当精彩的补充说明。晚清人较为成功的论述,还在于如何借画报的通俗易懂,来真正落实时人所向往的“启蒙之道”。

  十五年间,刊行四千余幅带文字的图像,并因关注时事、传播新知而声名远扬,如此理想的个案,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里所说的,自然是《点石斋画报》。“天下容有不能读日报之人,天下无有不喜阅画报之人”。可百年后的今日,《点石斋画报》确实成了我们了解晚清社会生活乃至“时事”与“新知”的重要史料。

  本书的工作目标是:描述晚清画报之“前世今生”,呈现其“风情万种”,探究此“五彩缤纷”背后蕴藏着的历史文化内涵。

  我关注的是,以图像为主体所进行的叙事,与以文字为媒介所进行的叙事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是否可以互相沟通与补充。“图像叙事”作为一种文化选择,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发挥巨大作用。

  随着中外学界兴趣陡增,若干晚清画报得以影印刊行;但若想了解全貌,还是得像傅斯年说的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十几年来,我有机会东奔西走,在各国图书馆里寻找那些泛黄且松脆的晚清画报,颇为幸福。即便如此努力搜寻,我能阅读到的晚清画报,数量还是很有限。有的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有的偶一现身,神龙见首不见尾。1997年春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到了1907年刊行于北京的《益森画报》,当时以为平常,只是做做笔记,影印几页而已。回到北京,确定国内各图书馆均未藏此刊,赶紧请人代为复印,可无论如何,再也难觅芳踪了。

  最后,提供一则有趣的画报史资料。光绪四年(也就是《点石斋画报》创刊前六年)的正月初七,出使英法大臣郭嵩焘在听取关于画报历史及制作方式的演讲后,做了如下记录:

  刻画三法:用铜、用石、用木。铜版价昂。石板起于一千八百三十年,价廉费省,故近来印画多用石板。木板用黄杨木凑合成之,用螺丝钳接,可以分段镌刻,刻毕斗合,尤易集事,《伦敦画报》专用之。各国新奇事,皆遣画工驰赴其地摹绘。……继《伦敦画报》起者《克来非其》。与《伦敦画报》相仿则有《机器》新报、《攀趣》新报、《凡匿台绯阿》新报。或详器物,或主讽刺,或绘名人小像,其用意又各不同也。

  最早谈论泰西画报的中国文人,乃热心接受西方文化的郭嵩焘,香港惠泽社群正是这些不愉悦使得失恋者很多时候不愿意。这个小小的发现,虽无关大局,却还是让我得意了好些天。

  (本文初刊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该书共有五章,新书有十章。)

  谈论晚清的科学小说创作,最直捷的思路,无疑是从勾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进入中国入手,因其传入早且译作多。表面上看,1900年开始译介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1902年《新小说》杂志提倡“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与格致学”的“哲理科学小说”,到1904年国人创作的科学小说《月球殖民地》登场,中间有将近四年的时间差,很符合从“接受”到“摹仿”再到“创造”的通例。

  但以“科学之观察”为根基,实非中国作家所长。晚清带有幻想意味的小说,往往出现飞翔的意象,并将其作为“科学”力量的象征。在我看来,翻译小说只是获得这种能力的一个途径──而且不是最主要的途径;晚清刊行的海外游记,以及各种热衷于介绍西学的报刊,对于作家之养成知识、调动兴致、驰骋想像,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191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以及国人眼界的日渐开阔,这里选择1904至1909年刊发的几部科学小说,描述世纪初中国人对于“飞车”的想像。这里强调的是,作家自觉地以“科学”为依据而驰骋“想像”。

  荒江钓叟所著《月球殖民地》,1904年起连载于《绣像小说》,已刊35回,未完。小说讲述龙孟华因报仇杀人而流落南洋,后遇玉太郎驾气球自日本而来,于是随其飘游世界,历览纽约、伦敦、非洲、澳州等地奇风异俗。其中巧遇月球人氏,梦游月球世界。小说精彩之处,还在于主人公驾气球回北京除奸与救人,以及若干悲欢离合的故事。

  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5年在《南方报》上连载了十一回,1908年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完整的单行本。一反此前各种《红楼梦》续书通例,吴氏撇开林黛玉与薛宝钗,大讲贾宝玉进入“文明境界”,随老少年乘飞车到处参观的见闻。有趣的是,创造此令宝玉赞叹不已的“文明境界”者,正是当年以“经济话”相规劝的甄宝玉。历来为《红楼梦》做翻案文章的,没有比这更彻底的了。贾宝玉因其“虚愿”而被嘲笑,甄宝玉则因其讲求“经济”──当然也包括“科学”,而大受赞扬。

  上排左图为《三才图会》中“奇耾国飞车”;右图为《山海经广注》里的“奇耾国飞车”;

  下排为《镜花缘》里的“周镜国飞车”;右图为《新石头记》里的“文明境界的飞车”

  同样赞美“科学”的短篇小说《空中战争未来记》,1908年刊于《月月小说》,乃对译介科学小说情有独钟的包天笑所撰。小说幻想二十世纪十至三十年代,欧洲各国争霸,凭借飞艇展开空中大战。小说可能有所本,不过中间穿插几句“此时吾中国亦雄飞于地球”而已。将“飞行船”断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的主宰,而且将其与“殖民之地”相联系,这一思路在晚清相当普遍。其余《新纪元》(碧荷馆主人著)、《飞行之怪物》(肝若著)、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三部小说,也都将“飞车”作为各国争夺霸权以及人类拓展生存空间的主要工具。

  稍作排列,不难发现以下四种趋向。一是“飞车”越造越神奇。二是“飞车”由交通工具迅速转变为战争武器。三是小说中的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欧洲作为自己的殖民地。此中心态,颇值得玩味。四是作家逐渐不再满足于表现“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而要努力传达“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其必然的结果是,科学小说与政治小说结盟。

  海外游历,乃晚清文人获得政治、地理、科学等知识的重要途径。光绪四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下令:“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此类日记,除呈送总理衙门外,不少还公开刊行,可作文章阅读。至于不曾肩负使节重任的文人,其记录海外见闻,更是有意的著述。总的来说,气球似乎更能满足中国文人“腾云驾雾”的好奇心。

  同治六年(1867),王韬随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 )西行,在欧洲生活了两年多。其所撰《漫游随录》卷二“制造精奇”则,提及日后引起中国人浓厚兴趣的气球。王韬对气球并无特别的观感,只是在纵论英人注重实学而弗尚词章,以及介绍其天文、电学、气学、光学、化学时顺带提及。几年后,那位有幸目睹巴黎公社起义的张德彝,在其《随使法国记》(即《三述奇》)中的“燹后巴黎记”篇,对气球配上千里镜,如何可“腾空俯视”,以及具备“乘之出入,窥探军情,往乞救援等用”,有了更加详细的描述。

  王、张二位对气球的描述相当笼统,大概均得之传闻。1878年,巴黎举行博览会,展出了大气球;第二年,此气球改为娱乐工具,礼拜日游人只要交纳十法郎,便可“坐而上升”。时任驻法使馆参赞的黎庶昌,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凌空”的状态。黎氏归来后兴奋不已,在其《西洋杂志》中,以“轻气球”为题,化了近两千字的篇幅,详细介绍气球的形状及各种配件。大概由于升高时发热头晕的缘故,黎氏没有描写其在空中的感觉。意犹未尽的黎参赞,不到一月,又拟“乘夜再升”,可惜气球已坏,只好作罢。

  1904年,流亡海外的康氏,终于也能“飘然御风而行”。于二千尺高空俯望山川人世,康氏百感交集,遂作《巴黎登汽球歌》,有关于气球的歌咏,并预言:“要必为百年后一大关系事!”事实上仅仅过了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飞艇大量参战,并发挥巨大作用。

  相对来说,擅长“洋务”及“使才”的薛福成,更早地意识到“腾云驾雾”在军事史上的意义。早在1890年,薛氏便断言未来空战之不可避免。

  薛氏所撰《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据其《凡例》,格外关注此大有发展前景之气球。此后两三年间,薛氏一再在准备呈送总理衙门的日记中,记录气球及飞艇的研究进展。如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十一日日记,记录英美拟合作制造飞船的消息,并简述其设计方案。

  薛氏据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四日日记改写的《观巴黎名画记》,常被作为桐城文派的名篇赞赏。以桐城笔法,记录西学与军械,薛氏的出使日记,因而格外见精神。让读者感觉飞艇如在眼前。将这段文字,与约略同时《点石斋画报》上所刊《飞舟穷北》、《御风行舟》 相比照,可见薛氏文笔之传神。而这,也似乎预示了桐城文章在晚清“中兴”的命运──要说介绍及传播西学,雅驯清通的桐城文章,其实是最合适的。

  对于晚清思想文化界来说,一般读者对于西洋政事以及科学技术的了解,绝大部分得诸各类报刊。对于科学知识之传播,传教士所办报刊,有荜路蓝缕之功。

  1872年创刊于北京的《中西闻见录》,已经开始报道神秘的气球。第二十三号(1874年)上,该刊主持人丁韪良(William Martin)撰的《飞车测天》为例:初不过充戏玩工具,继乃乘之测量天气,为格物之助;或窥探敌情,资用兵之策;或自围城中,乘以超越敌营,使内外音耗相通,乃知气球飞车之大济于用也。

  半年后,又有关于“飞车落海”的报道,而且同样出自丁韪良之手。“飞车”升空失败,法王闻之,给遇险者褒奖,作者于是略作发挥:“窃谓此等险举,似宜禁止,今更奖之,则其好奇可知矣。”正是此等“好奇”,而不是什么具体的功利目的,支撑着整个科学以及探险的事业。这种不顾生命危险,致力于探求自然奥秘的精神,乃其时一般中国人所缺乏。传教士丁韪良既要不让读者反感,又须表明其赞赏的立场,用心可谓良苦。

  1875年,《中西闻见录》停办;第二年的二月,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编辑的《格致汇编》在上海出版。 该刊英文题为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乃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格致汇编》的刊行,前后延续七年,对晚清知识者之接受西学,起了很好的作用,时人已多有赞美之词。梁启超刊行于1896年的《西学书目表》中,有《读西学书法》,对二刊给予高度评价。

  《格致汇编》教科书本就不深奥,更有“格物杂说”、 “博物新闻”等,专门介绍新奇有趣的科学知识。至于“互相问答”专栏的设立,更是着眼于科学知识的普及。可见其“平民心态”──准确地说,应是启蒙者的“平民姿态”。可这个传统,乃是承继《中西闻见录》。后来者对“格致”的介绍,比前驱更为深入,此乃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值得一提的是,《格致汇编》第一年第三卷上,也刊发附有图片的《论轻气球》;只不过因其更强调知识的系统与有用,对气球升空以后的冒险故事明显不感兴趣。

  另一个晚清读书人获取西学知识的来源,便是名气更大的《万国公报》。美国人林乐知(Young J.Allen)创办的《万国公报》(Chinese Globe Magazine),出至1883年停刊,1889年复刊时,改月刊并成为广学会的机关刊物,直接影响了参与戊戌变法那代人的政治倾向与知识结构。《万国公报》兼及政治时事与科学技术,而且注重“格致”与“国事”之间的联系,常有“道器之论”或“中西之辨”。但是,对西方科技发展的介绍,仍为《万国公报》所重视。尤其是“各国近事”一栏,更是以发布科技信息为主。铁路、造船、开矿、制炮等,因其在整个国民经济及国防建设中所处地位特殊,自然受到格外的关注;可气球偶尔也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晚清起便积极参与科学小说翻译与创作的包天笑,在《我与杂志界》中大发感慨:中国的杂志中,最发达的是文学杂志,而最不发达的是科学杂志,这可见得中国是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

  大概由于其时国人对西学相当冷漠,才逐渐改为“纯文学”杂志。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五四。在世纪转折期的众多科技期刊中,不少附有小说或诗文。甚至出现像《科学世界》(1903年创刊)那样,设立小说专栏,而且规定“不关科学者不录”。这么一来,自然非科学小说莫属。实际上,《科学世界》上连载的,正是译自日文的科学小说《蝴蝶书生漫游记》──或许是巧合,“飞行器乘风游汗漫”,以及“月界旅行”、“火星初航”等,也正是此书的主要关目。

  《中西闻见录》等刊介绍西方科技发展的专栏文章,大都直接译自西报,属于大众传媒中的“科学知识”。同样源于西报,但传播面更广的,在晚清尚有《点石斋画报》。这是普通市民接受西方文化(包括科技)的重要一环。

  《点石斋画报》创办于1884年,至1898年终刊,连续发行十五年,其对民众的影响实在不容低估。讨论晚清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的惊愕、兴奋与误解,《点石斋画报》无疑是最佳素材。《点石斋画报》上,以气球、飞艇为描述对象的,目前发现的有十六幅。

  这里以金蟾香所画《妙制飞车》为例。此画的基本构图应有所本,文字则更多自我发挥,只是目前无法证明画家便是文字的作者。这段文字,颇具起承转合之妙,可作“科学小品”阅读。《点石斋画报》上关于气球及飞车的描述,都包含某些科学知识(如结构、飞行速度、载重量、操作方法等),此乃后来的小说家借以驰骋想像的依据。但者无意作史实考辨,只是说明科技进步之神速。

  几乎所有听到、见到或亲自登临气球(飞艇)的中国人,马上联想到的是中国古来寓言或小说中的“腾云驾雾”。《点石斋画报》虽较为平民化,也不忘引经据典、以古类今。《庄子·逍遥游》乃中国文人的必读书,故“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的说法,无不烂熟于胸。

  十六图中,有四幅发生在中国,说明其时国人对于气球,已经不太陌生。晚清众多关于气球的介绍,都将其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来讴歌。也提到了气球可能成为重要的战争武器,却不讨论这武器到底属于何方。众多科学小说中,更是极力夸耀中国飞艇之威力无穷。

  写作《空中战争未来记》的包天笑,其对于飞翔的想像与兴趣,便是靠《点石斋画报》的培育。《钏影楼回忆录》中述及少年读书情景,十分难得,不妨大段引录:

  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上海出有一种石印的《点石斋画报》,我最喜欢看了。即是成人也喜欢看的。每逢出版,寄到苏州来时,我宁可省下点心钱,必须去购买一册。这是每十天出一册,积十册便可以线装成一本,我当时就有装订成好几本。因为上海那个地方是开风气之先的,外国的什么新发明,新事物,都是先传到上海。……其时,外国已经有了汽球了。有一次,画报上说:外国已有了飞艇,可是画出来的是有帆,有桨,有舵,还装上了两翅膀。人家以为飞艇就是如此,而不知这是画师的意匠。后来在上海办杂志,忽发思古之幽情,也想仿效《点石斋画报》那样办一种,搞来搞去搞不好,无他,时代不同,颇难勉强也。

  科学小说的本意,要求小说家对其作品所涉及的科学领域,有比较丰厚的知识积累。晚清提倡科学小说的新小说家,并非丝毫没有意识到其处境的尴尬。有称中国科学小说不发达,“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也有寄希望于“深通科学兼长文学之士”的出现。单是阅读《中西闻见录》或者《点石斋画报》,可以培养起对于“飞车”的兴趣,却无法成功地借助“飞车”驰骋想像。在这个意义上,晚清“飞车”的传入途径,及其引起关注的特殊方式,已经内在地决定了仓促上阵的科学小说家,其创作必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李念选编自第三章《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原文1.7万字,大小标题另加)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多次获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及王瑶学术奖学术著作奖等。2017年12月获目前中国人文学界最负盛名的思勉原创奖。先后出版著作三十余种。

  2018年3月,陈平原做客第120期文汇讲堂《致敬与分享:青春·奋斗·责任》

  由四大发明引起的争议,促使我选了这一章节。国人是否科学意识缺乏,从晚清的“图文叙事”中略见一斑。最初是科幻小说和政治小说的联姻,接着是科学杂志销路不畅,一般会设有“小说专栏”,敦促中国科幻小说的诞生。正如作者陈平原所言,科幻小说需要中国小说家有科学知识的深厚积累,但光靠对西方最新科学浮光掠影的解读,只能是“后天失调”。今天,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已经深得国人喜爱,而科技成果的突破也令中国人扬眉吐气于世界舞台,但是“先天不足”之说,四大发明的争论,仍应当做警戒之钟,在今天国际事务的竞合中,科学素养和科学意识、科学精神尤其显得不可或缺(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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